七弦会成员调查档案【九】

代号：黑寡妇

　　姓名：莎莉

　　年龄：45岁（档案记录时间：18xx年春）

　　籍贯：英国，温特沃斯家族

　　当前状态：在编，活跃。长期执行家暴男性清除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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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得说，莎莉是那种你第一眼不会特别注意的人。

　　她身上有一种很稳的气场，像一棵长了很多年的老树。

　　枝干粗了，树皮厚了，根系深了，风吹过来的时候只会晃一晃叶子，不会连根拔起来。

　　但那种气场不是张扬的，是不会在第一眼就抓住你的视线的。

　　你得和她待上一会儿，说上几句话，才能慢慢感觉到她这个人有多沉。

　　我第一次注意到她，是格温娜维尔打电话给我。

　　那时候七弦会还没多少人，我还在伦敦东区那间小公寓里对着满墙的线索发呆。

　　格温娜维尔的电报线已经搭上了几个关键节点。

　　她每周会给我打一次电话——用的是公共电话亭，时间不固定，地点也不固定。

　　那次她打来的时候，语气跟平时不太一样。

　　平时她是那种带着点懒散的笑意、像是在逗你玩的声音，但那天的电话，她开口第一句话是：

　　“奥菲，你最近看通缉令了吗？”

　　我说没空看。

　　她说：

　　“那你最好看看。有一个女人，在苏格兰场的通缉令上挂了六年了。名字没换，照片没换，罪名也没换——杀了十一个人，全都是男的，全都是已婚的男人，全都是家暴过自己妻子的丈夫。手法每次都不一样，但有一条线索始终没变：她把被害人的婚戒摘下来，然后带走。”

　　我问她为什么对这些案子这么上心。

　　“因为这些案子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案发之后，附近的邻居、同事、甚至被害人的亲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。没人说她坏话，没人提供线索，没人帮忙指认。

　　“她杀掉的十一个人里，有十个在生前被自己的妻子报过案，但是警察没有管。另一个没有报过案，但验尸报告显示他肋骨断过至少三次，是旧伤。你说，一个杀了十一个人的女人，在逃了六年之后，没有一个见过她的人愿意把她供出来——这说明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说明她杀的都不是无辜的人。”

　　“对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见见她。”

　　我说好。

　　安排见面花了两个多月。

　　她不是一个容易找到的人。

　　六年里，她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街区、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切换——

　　有时是寡妇，有时是独居的女裁缝，有时是教会里帮忙缝补衣物的老姐妹。

　　她的名字和照片每年都在通缉令上，从没有下去过，但从来没有人真正抓住过她。

　　因为没有人想抓住她。

　　我想见她的原因很简单。

　　我并不赞同杀人——

　　我从来不把杀人当作一件轻描淡写的事，哪怕是替那些该杀的人杀了。

　　我的意思是，杀人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你做了就回不了头的选择。

　　我见过很多人杀人，杀完之后要么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要么被自己杀死的那些影子追着跑了一辈子。

　　而她杀了十一个人，逃了六年，没有变成另一个人，也没有被影子追上。

　　她只是越来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要做，以及做完之后该怎么继续活下去。

　　这样的人，我很感兴趣。

　　见面的地点是格温娜维尔安排的，在伦敦西区一间很普通的小酒馆里。

　　那天天很冷，街上人很少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。

　　她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有认出来。

　　和通缉令上差很多。

　　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、四十岁左右的妇人。

　　深色的厚呢外套，头发盘得很整齐，脸上没有化妆，但也不显得憔悴。

　　她走路不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，鞋跟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均匀的、不轻不重的声响。

　　她走到我对面坐下来，把一双手套放在桌角，端起茶杯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。

　　那是一双很深很静的眼睛。

　　没有那种杀过人之后会有的空洞，也没有那种被追了六年之后会有的警觉。

　　她就是在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，又像是在看一个她已经在心里揣摩过很久的人。

　　“你就是那个写小说的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“我读过你的书。不是因为我喜欢悬疑，是因为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写那种故事。”

　　我没有问她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。

　　因为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。

　　她果然说了：

　　“你写的是那些藏在表面底下的事情。你写一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写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。你写那些被社会藏起来的东西。你写那些不被看见的伤口。你写那些人——那些人被杀死了，却没有人为他们伸冤，所以只能让凶手继续活着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“我喜欢你的书。”

　　“谢谢。”我点点头。

　　她放下茶杯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　　然后她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讲一件别人身上的事。

　　她讲了她父亲。

　　温特沃斯公爵，一个教她剑术的、会在她练剑失误时蹲下来替她包扎手指的老男人。

　　讲了她母亲。

　　一个教她针线活、会在她缝歪了针脚时叫她拆了重来但从来不骂她的老女人。

　　讲了她哥哥。

　　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家，去印度，去南非，去那些她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在那边。

　　讲了她嫁去伯明翰的那一天。

　　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，站在教堂里，对面是一个面容清秀、笑起来很好看的年轻男人。

　　她以为那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。

　　她错了。

　　她讲得很慢，很轻。

　　讲到她丈夫第一次喝醉酒打她的时候，她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，像是在说“那天雨下得很大”。

　　讲到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二十次的时候，她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上轻轻转动着。

　　像是那些事情已经被她存放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远到她已经不需要用情绪去触碰它们了。

　　然后她讲到了那一天。

　　她头痛，提前下班回家，看见床上有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。

　　她转身走了，关门的动作很轻——

　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她的母亲教她，关门要轻，不能发出声音。

　　那天晚上她给他煮了一杯茶，在他身后坐下来，抱着他，说了一些很久没说过的温柔的话。

　　然后她把手里的银丝缠上了他的脖子。

　　“我走了。”她说，“去了另外一个城市，换了一个名字，找了一份工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。但后来又遇见了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

　　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遇见他们。也许是因为我太容易看出来了——那些眼神，那些手势，那些在公共场合装出来的温柔——我都太熟悉了。我帮那些女人离开他们。她们需要一种不会留下痕迹的、不会被追查的方式。我刚好会。”

　　顿了顿，她看着我。

　　“您会交给警察吗？”